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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宗论祖看对联发展

时间:2016-05-22 19:50:24 作者:哈哈儿 来源:恶人谷珠楼

   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(或民俗)体裁,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的长河中,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,历史悠久,渊源流长。究其对联的起源,众说纷纭,尚无定论。目前较为大多数人接受的观点是:先有了先秦时期的桃符,而后从桃符演变成春联,并与同步发展的文体合二而一,形成了最初的对联形式。对联与其它文体相比,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对偶句形式。在《追本溯源谈句式》一篇中,已经讨论了对偶句式是中国文学史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,像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,谦受益”,《诗经》中的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《易经》中的“乾以易知,坤以简能”,《论语》中的“学而不思则罔,思而不学则殆”,《道德经》中的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;长短相形,高下相倾”等,都是工整的对偶句。秦汉瓦当中有“千秋万岁,长乐未央”的文字,对工极巧。刘麟先生在其《中国骈文史》中,曾说到《道德经》中裁对之法意境变化多端:“有连联作对者,有参差作对者,有分字作对者,有复其字作对者”,还说“古今作对之法,《诗经》中殆无不必具。”赋的出现,使对句艺术从不自觉走向自觉,沈约的“永明体”严格要求对仗和声律,为对联走向成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

数宗论祖看对联发展

  关于对联起源,楹联界有多种说法,自梁章钜《楹联丛话》始,以前比较公认的是五代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。但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,对联的形成远在五代之前,像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与其妹刘令娴的联句,虽然明显具有题诗的特点,但也有许多人从其题于门上这一形式推断,楹联的起源恐怕要远远早于孟昶的题联。孟昶的题联充其量是春联的起源,或者准确地说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的春联。

  目前不少学者认为,对联的起源应在讲求平仄的“四声说”出现以后,成熟年代应在隋唐时期,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。梁朝初年,永明体产生以后,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,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,并未形成体系。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《文心雕龙》中虽对“声律”、“丽辞”做过精辟的见解,对诗、赋、骚、乐府、颂赞、祝盟、铭、碑、哀吊、杂文、谐隐、史传、诸子、诸说、诏策、檄移、封禅、章表、奏启、议对、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,却未提到对联或相似的文体,这说明对联虽有早于刘孝绰者,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,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。也有不少学者认为,对联应产生于律诗(唐代、五代)以后,这种说法争论较大,反对者认为,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,在唐朝以前已经解决,律诗中的句数,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。

  到了隋唐时代,永明体日渐兴盛。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,一时形成“摘句欣赏评品”的时风,如李白的“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”,杜甫的“一去紫台连朔漠,独留青冢向黄昏”,白居易的“猿攀树立啼何苦,雁点湖飞渡也难”,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烛成灰泪始干”等,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。在诗人们的参与下,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。除白居易外,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。虽然有些是摘自律诗,但却是以联句的形式使用的。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:

  天水一色;风月无边。

  杜甫题写的诸葛亮故居联:三顾频繁天下事;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
  骆宾王题杭州观联:楼观沧海日;门对浙江潮。

 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,为唐太宗御笔亲题:文章千古事;社稷一戎衣。

  可以想见,至五代时候,对联应该是已经相当普及了,尤其是春联。因为据《风俗通》、《山海经》等书的记载,从远古时候起,人们便有在门旁挂桃木板(桃符)用来驱鬼除邪的习俗。开始时,在桃符上面画两个神像(早期是神荼、郁垒,唐代画尉迟恭、秦叔宝);后来,大概是为了寻求简化,只在上面写神名;再后来,人们开始在桃符上写一些吉祥文字。正如常江先生在《中国对联谭概》所说:“以字代画,是意义重大的事情,然而二者还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由‘书二神字’到写吉祥文字,则是一场大变革。”

  到了宋代,在门上粘贴对联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风俗。王安石在他的《元日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赵庚夫在他的《除夕即事》诗中这样写道:“桃符诗句好,恐动往来人。”这说明,在当时联语作者已不在少数了。题联的范围也有所扩展,对联已普遍成为名胜古迹、寺庙廊院等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。像寺僧契盈陪吴越忠懿王钱镠游黄浦江时,曾为碧波亭题联:

  三千里外一条水;十二时中两度潮。

  著名文学家苏轼也为广州真武庙题联:逞披发仗剑威风,仙佛焉耳矣;有降龙仗虎手段,龟蛇云乎哉。

  宋代时,相继出现了一批对联大家,如北宋的苏轼、宋庠、杨大年、王安石,南宋的朱熹等等,并有不少对联作品传世。正如梁章钜在《楹联丛话·自序》所说:“则大贤无不措意于此矣。”如《朱子全集》卷后所附载的联语,笔记、野史等所载的故事,可见“南宋时楹帖盛行”,并且先后有了赠联挽联寿联、嘲讽联、巧趣联等新品种。

  金元时期,由于种种原因,对联较之前朝显得冷落了些,流传下来的也少,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杨瑞、赵孟頫等人的少数作品。如杨瑞的自题寓所联:

  光依东壁图书府;心在西湖山水间。

  赵孟頫题西湖灵隐寺联:龙涧风回,万壑松涛连海气;鹫峰云敛,千年桂月印湖光。

  元代的对联形式,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。如关汉卿的杂剧《救风尘》在结尾处写道:安秀才花柳成花烛;赵盼儿风月救风尘。这也算是对联的一种新的形式吧。

  对联真正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。明清时期,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,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。因此得中的进士、举人,无人不通应对。由于皇帝垂青,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,以赢得主子的赏识。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时见典籍记载。为此楹风日盛,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,访胜寻古之际,不免撰联题字,以壮雅兴。

  据《簪云楼杂说》载:“时太祖都金陵,于除夕忽传旨:‘公卿士庶家,门上须加春联一副。’太祖亲微行出观,以为笑乐。偶见一家独无之,询之,为阉豕苗者,尚未倩人耳。太祖为大书曰:‘双手劈开生死路;一刀割断是非根。’投笔竟去。嗣太祖复出,不见悬挂,因问故,答云:‘知是御书,高悬中堂,燃香祝圣,为献岁之瑞。’太祖大喜,赉银三十两,俾迁业焉。”

  由此可见,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,在弘扬和发展楹联事业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这一时期,出现了许多楹联大家,如解缙、唐寅、徐渭、杨慎等,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解缙。

  到了康乾盛世,楹联艺术日臻完美。不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,都具有一定的水平。康熙也是撰联的高手,他题的镇江金山七峰阁联,便是一副很好的摘句联:溪云初起日沉阁;山雨欲来风满楼。

  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卖弄风雅的风流天子。他每逢出游总是到处题诗撰联,虽然被称道的作品不多,但像题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的联写得还算不错,联曰:燕贺莺迁,乐意相关禽对语;兰草桂蕊,生香不断树交花。

  在清代300年间,涌现了无数楹联高手,如纪晓岚、翁方纲、阮元、郑板桥、俞樾、袁枚、何绍基、孙髯翁、梁章钜等都有杰作传世。在这一时期,对联的范围逐渐扩大,凡是记述、抒情、议论都可入联,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长联形式。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历史长联之先河,被誉为“古今第一长联”。张之洞的君山湘妃祠联又长于大观楼联。更长的如钟云舫的“拟题江津临江楼联”,长达1612字,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建国前的长联之最。晚清时期,对联的写作手法有了很大的创新,不过随着语言的变化和白话文、新体诗的出现,长联的平仄要求不像过去那么严格了。由于长联的出现,使得清代的对联在我国楹联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晚清时期,出现了谭嗣同、章太炎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杨度、严复、王闿运、林则徐、张之洞、钟云舫等楹坛高手。随着对联的兴盛和发展,还出现了一些汇集、记叙对联的专家学者,梁章钜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他写的《楹联丛话》等几本专著,给后人留下最宝贵的资料,其他如梁恭辰、袁枚、王渔洋、谭嗣同、俞正燮等人也都有专著传世。

  到了民国时期,虽然战乱频仍,社会动荡,但对联活动的开展范围、对联著作的出版数量等,较之前代,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报刊上公开的征联及评选、文人的雅集,几乎常年不断。近代雷瑨《楹联新话》卷九载:“今大总统袁公,五旬寿诞时,由直隶总督入为军机大臣,声势煊赫,送贺仪者相望于道,即寿联亦不下千数百副。”重要人物的逝世,都会出现铺天盖地的挽联,且每每有挽联集子印行,如《蔡锷黄兴追悼录》、《孙中山先生哀思录》、《河间冯公荣哀录》、河南《杨勉斋先生荣哀录》、成都《六译先生追悼录》等。许多文人墨客也是对联作为讥评时事、讽刺政客的工具,出现了许许多多忧国忧民之作,尤以四川刘师亮最为驰名。他于1929年创办《师亮随刊》,颇有影响。他的联作气质洒脱,语言幽默、诙谐,讽刺性强,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。另外,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几乎都写过对联,他们常常用这种传统的文学艺术形式用于宣传鼓动、题赠贺寿、凭吊哀挽。说民国时候是对联史上的第二个高潮,并不为过。

  解放以后,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传统文化得以复兴,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对联这一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,全国各地楹联学会如雨后春笋,楹联爱好者越来越多,各地楹联大赛和征联活动不断,网络上的对联网站达数百家之多。对联发展到今天,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,对联这一古老的长青之树,必将展示诱人的新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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